侯梁
199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并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
1997年移居比利时
1999年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并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
1999年—2003年任职于比利时多个建筑事务所
2003年在布鲁塞尔开设HouLiangArchitecture建筑事务所
2004年在上海组建国际设计团队
去采访侯梁的那个冬日午后，天空中飘落着夹杂着细雪的微雨。走在侯梁事务所所在的老建筑的走廊里，我们戏言入夜之后敢在这里走动的人一定得有几分胆色。不过我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设想，“谁半夜没事会跑到这里走动啊！”世事难料，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侯梁就是那个半夜在那里活动的人。黑漆漆的走廊见证了那些他为设计通宵达旦苦思的日子、见证了他的喜悦和失落、见证了他的坚持。在这个浮躁的城市里，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有着太多选择、太多理由使他们可以轻言放弃。侯梁没有放弃。事实再次证明了那个老掉牙的论调：坚持的确就是胜利。
栋梁，或许不够驯良
说起来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数。我母亲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做建筑师，但是家里坚持要她学医，只好听从了家庭的安排。我出生以后，母亲为我起名“梁”，这个带有建筑学意味的字眼或许暗暗寄托了她期盼我延续她梦想的心愿。因为“梁”比较难写，三岁以前，我的名字也常常被写作“良”。上了幼儿园，老师觉得这么“梁”“良”混用行不通，让我们确定一个。父母决定给三岁的我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分别写着两个字的纸条摆在我眼前，我毫不犹豫地抓了“梁”。
我从小就对艺术手工、发明创造很感兴趣。记得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想当个画家。中学时被选拔去参加市少年宫的兴趣培训小组，一次老师留了个构成的作业，我琢磨着自创了一个构成方法，结果居然跟人家研究多年的成果不谋而合，老师都感到特别吃惊。这也算一种天赋吧。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该去从事建筑。到高考的时候，我又特意看了看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介绍，发现所有的课程内容都是我想要学的，这更坚定了我学建筑的决心。但是，建筑是一个热门专业，录取分数很高。这样一来，一方面我非建筑系不读，另一方面我的应试成绩还达不到那么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考虑到上海本地学生大部分不愿意到外地读书，所以外地院校在上海的招生分数一般不会太高，我在报考时就选择了一些外地院校的建筑系，最后被地处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录取了。当时家里人很不情愿，但我觉得只要能读建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而且我从小就想出去看世界，也有出国留学的计划，先去广州锻炼一下也好。现在想想挺好笑的，去之前我还担心那边是粤语授课，去了一看都讲普通话，学生也都来自四面八方。
一旦开始读建筑，我在设计方面的潜力和以前艺术、空间思维方面训练的积累一下子发挥出来了，专业成绩非常突出，还被选中去法国参加交流活动。我把在法国学到的新理念运用到毕业设计中，讲设计时同学们都听得很投入，非常佩服我。可能就是这样太过锋芒毕露了，招致了老师的不满，毕业设计给了我很低的分数。这对我打击比较大，因为我做得特别努力，花了很多心思。当时我就想，在国内继续深造已经不是很有必要了，我要出去看看，设计有时候不是靠别人教的，而是要自己多经历，多领悟。
选择去比利时主要是考虑到比利时的学费比美国、英国便宜得多，整体教学水平也比较高。那时候我觉得学校只是供人们聚集起来讨论交流的地方，我真正缺少的是见识，是去看真正的建筑，正好可以用省下来的学费在欧洲周游一圈。在比利时，我对新艺术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我触动比较大。新艺术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手工艺运动。20世纪初正是工业开始勃兴的时期，比利时是欧洲发展比较早的国家之一，设计师们力图创造一种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又不失传统手工艺感觉的装饰设计手段。其灵感很多都来自东方，比如模仿自然界动植物形状的曲线，运用到室内装饰或建筑中。我从小学国画，那些元素一看就觉得特别眼熟。这种感觉我去美国英国可能体验不到，刚巧就来到了比利时这个新艺术主义的根据地，发现他的灵感就来自中国。那时候我就想，其实我的精神非常富足，我缺的是自信，因为我没有看到最好的，不知道其实自己早已拥有。学了多少理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信。
此外，在欧洲的旅行经历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每次我看到真的建筑，就仿佛在和设计师对话。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质，体量为什么这么做……走着走着，我就和建筑师产生了共鸣，这是只有亲身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的。我看了很多建筑，去了很多博物馆，通过与那些真实的物件、建筑交谈，我发现人类生活的真实本质从来没有变过，而我正是要去寻找生活真实的那一面。我们建筑师设计的虽然是外表，但这个外表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内在感受支撑着，就是虚假的。设计师要对生活敏感，真正理解生活的本质。或许他们没有钱、没有权势，但是他们能教给人们生活的艺术。
艰难的自我证明之路
硕士毕业后我就在比利时工作，前前后后在三家事务所工作了四五年。比利时的企业接受外籍员工的门槛很高，除非你证明你是无法替代的。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我进第一家事务所的时候，做的都是最基础的事情，比如做模型，在国内就是本科刚毕业做的事。但我没有埋怨，我想哪怕让我扫地，我也要扫得最艺术。我的模型做得又快又好，老板也觉得很吃惊。有一次我就试着跟老板说能不能让我做点设计，他同意了。我就做了一些设计，没想到他看后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侯梁，我们知道谁有设计天赋。”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这个天赋。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我想，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有设计天赋的。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考虑参加一些设计竞赛。事务所做的项目商业性比较强，而我有自己的梦想。比利时社会福利很好，假期比较多，我就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做参赛设计。上班时要拼命工作，因为办的是工作移民，每年要拿工卡，必须保住工作。在家就对着一台动不动就死机的小手提电脑冥思苦想。别人都去度假，看我这么痴狂都想不通。但我想得很清楚，我要做文化建筑、大型的公建，只有通过竞标这一条路。那时候参加了很多竞赛，非常辛苦，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也知道获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没多少经验，近乎闭门造车，但我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任何一次竞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买书、听讲座、去博物馆、去旅游上，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充实自己。比赛虽然没怎么获奖，但我事后会把获奖方案的资料尽可能地找来研究，琢磨自己为什么没选上，了解哪些是人家已经设计过的。另外，通过参赛，我们也能了解到业主要的是什么，这个城市需要的是什么。这倒不是说要迎合评委或投资方的口味，建筑师归根结底是要满足一个城市或者投资者的需求。这不是艺术大赛，一些大项目的建成是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进去的，必须考虑到现实，一定要认真研究客户的任务书，包括要研究评委们，要真切地体会到人家到底要什么。
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我也正式取得比利时国籍，出入境都比较方便了。于是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开始考虑回国发展的事情，从2003年开始就逐步向国内转移。那时对国内市场还充满信心，觉得国内限制不多，成本也比较低，工作容易开展，肯定有施展我才华的天地。我事务所的名字就叫“侯梁建筑”（HouLiangArchitecture），有人就劝我弄个外国名字，说中国名字吃不开；参加竞赛报名，人家一看我事务所名字的缩写“HLA”，也有猜是“HighLevel”的，也有猜是“荷兰”什么的，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实我也知道，中国设计师在国际上总体来说地位确实不高，总跟抄袭、廉价联系在一起，但我就是想以设计证明自己，证明中国人是有创造力的。没想到的是，设计水平在国内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我回国前期基本没接到什么项目，参加竞标都是入围，然后就没下文了。记得有一次参加某省一个科学中心项目的投标，没有入围。我想问问对方具体原因，结果对方说：“小伙子，你才来啊！别人公司的公关天天打电话来！”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众所周知，国际投标竞赛是不允许与评委或者业主有任何联系的，否则会被除名，这里没去联系的反而落选了。还有一个某省科技馆项目，开始是对方兴致勃勃来找我做设计，因为他们看到了前面科学中心的方案，感觉不错。我做完方案，对方却没回音了。一打听，那边规划局内部人事变动，这个项目就这么被取消了。这是体制的问题，现实如此，我无法改变。于是我想，能不能试一下国际上的竞赛。很多大师都在参加各种竞赛，甚至是以竞赛起家，我也可以试试看。那时我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毕竟以前在比利时对着小电脑做设计参赛的时候也没获过奖。但至少我会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是真刀实枪的厮杀。
国际舞台上的表演
在参加韩国首尔表演艺术中心设计竞赛的时候，正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国内投标都没有结果，一直在亏钱。我想我只能支撑到这儿了，以前的积蓄都已经用完了，做完这个不成功我就回比利时。还好，这次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个项目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一个人工岛上，我就把它设想成一个灯塔，一个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的灯塔。我把从中国剪纸艺术中汲取到的灵感运用在其外立面设计中。我很喜欢向传统手工艺学习，我觉得剪纸是中国手工艺的一个哲学体验。它的空和满是平衡的，表达了一种很平衡的思维方式。公共空间区域环绕在建筑的外面，一方面美化歌剧院和音乐厅，因为歌剧院和音乐厅的外层都是些无表情的墙，我把这些有表情的展现生活内容的公共空间垂直化到建筑的表皮上。另一方面给整个建筑一个屏障，因为这里是不用空调的，它可以提供一个缓冲，就象穿一层衣服一样，冬天散热会比较慢，夏天外面的热气也不会那么快进来，可以节约能源。
我始终认为建筑需要一个哲学思考的背景来支撑，不然创作将是惨淡的、没有生命力的。很多事情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那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在几次国际竞赛中，对于这个“为什么”，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去思考的。比如在设计泰国海啸纪念馆方案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这么多人来这里其实并不是为了看建筑，重要的是去理解遇难者家属、以及幸存者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这涉及到生死、价值观，乃至信仰，是很复杂的。我想，人们可能各有各的生命观，各有各的信仰，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所以后来我选择了灾难以后人与人互相帮助的主题，通过把各个体块艺术地搭接在一起，就像“人”字，两撇互相依靠，从而冲淡了灾难的意味，强调了人们互相依靠、结成牢固整体的感觉。灾难来了我们互相帮助，把这个世界重建好，这是一种谦虚但务实的态度。
还有一个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扩建项目。早先书籍都很昂贵，旧图书馆被设计成书籍的圣地。现在各种媒体极大丰富，我觉得图书馆承载的意义其实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应该更多地鼓励大家讨论交流，享受阅读的愉悦。我就把书架排在周边大小不同、主题不同的阅读区里，中间围绕着一个花园。在设计的时候，我参考了中国园林的虚实平衡，我考虑的不是建筑，而是花园，建筑只是一个围合。设计的主题可以说是“圣殿的后花园”。圣殿已经有了，它缺的是一个怡人的花园。我希望扩建一个老建筑的时候我是把它的概念延伸、让它发展，而不是让他停留在以前。
去年揭晓的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面向全世界华人设计师的竞赛我们也参加了。任务书要求的体量非常庞大，超过了正常博物馆的尺度，里面有国家馆，还有地方馆。我觉得尺度大容易失去亲切感，能不能化整为零呢？考虑到我们中国各个省市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国家是一个大构架，我就把整个国家馆设计成一个百宝格，每个地方馆就是里面的展品，其位置和布局都是灵活可变的，两者之间是整体和统一的关系。我想追求的是既中国又新。遗憾的是，这个设计没能得到官方的认可。
前不久，我的设计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中心国际设计竞赛中获选为最佳方案，这也是一件让我特别感到鼓舞的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证明中国建筑师能不能在欧洲得到承认的机会。如果我能在欧洲拿个第一名，说明我们创造力不输给别人，没理由自己看不起自己。报名还没定下来之前，一天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十几万的工程项目的设计，一个月就可以做好。我做起事情来是非常专一的，公司小又不可能同时接很多活，如果接了这个项目就不能兼顾竞赛了。我在办公室里绕来绕去好几圈，盘算钱重要还是理想重要。十几万是可以潇洒一阵子，但没了就没了，对我的生命没有多大意义，我决定还是参加竞赛。这个设计做得很辛苦，我要来了保罗二世的照片、资料，仔细研究，对着照片，在想象中跟他本人对话。那时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功能都解决了，但还要有个立意，要有个说法。一天夜里又工作到很晚，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办公楼走廊里，忽然就看到前面恍恍惚惚出现一个透明电视屏幕一样的东西，播放着保罗二世的音容笑貌。于是我的立意来了：光！保罗二世的思想就像光芒一样四射，我的设计就是一个放射状的结构，正好可以结合在一起。我想，这或许就是精神长期高度集中带来的灵感火花迸射吧。
信念与期待
几个竞赛获奖以后渐渐开始有开发商来找我了，但一谈到具体项目他们给的设计时间都很短。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还没让我痛苦过，我怎么给你一个好的设计呢。”现在我们国家什么都在赶、什么都要快，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弊端。高速发展下人们很少考虑后果，只想怎么赚到快钱。从长远考虑，我觉得建筑乃至城市规划应该追求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就好比化妆，不能把脸涂白了重新画，而是应该根据脸部的特质，淡妆以达到自然美的效果。规划城市也是一样，不能全推光了打个格子重排。现在中国很多城市被建设得千篇一律，这其实是一种破坏。妆画得不好可以洗掉，但建筑没法洗掉重来。建筑师应该和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合作对城市发展有所监控。开发商扮演逐利的角色；建筑师应该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创作者而不是开发商的工具；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为最基础的使用者考虑，为城市的未来考虑。开发商逐利是他的本性决定的，建筑师作为有责任指引发展方向的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觉得中国建筑师应该要坚持住，真心诚意去做设计。首先不能糊弄甲方，糊弄甲方实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是对行业的伤害。其次不要低价竞争，抱着先拿项目、价低质低的心态做事，整个设计水准就越来越差，甲方也就越来越不信任国内建筑师，形成恶性循环。国外有最低价格限制、有行规，大家按规矩做事，彼此都得益。中国虽然有相关规定，但目前从舆论监督到行政监管都不完善，所以每个设计师的自我监督就尤其重要。
同时，国家对行业的扶持也是至关重要的。创意产业对中国经济转型很重要。因为它是低能耗，高产出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欧美发达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刺激创意产业发展，比如泰国海啸纪念馆设计竞赛中，芬兰的获奖者一回国就受到了隆重嘉奖，西班牙获奖者回去之后国家非常重视，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宣传活动，来中国推广他们。而我的获奖似乎在国内没有引起多少官方的关注。其实对我来说，哪怕有个重视的态度也好啊。虽然我的国籍是比利时籍，但我心里还是把自己当中国人，希望为中国做贡献的。首尔艺术中心的项目进入第二轮，要找当地事务所合作，韩国政府官员对事务所介绍我的时候，必强调我是“比利时建筑师侯梁”，我就每次补充“中国建筑师侯梁”，跟他们解释我的公司在中国。在波兰，保罗二世中心获奖时，舆论一片哗然。公布当天波兰一家报纸用了这样一个问句：“中国设计师来设计保罗二世纪念馆吗？”因为很少中国人参加、更不用说胜出欧洲的设计竞赛了，他们都觉得很神奇。我很高兴给人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不是来卖小东西什么的，而是来做设计的。我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荣誉，那种感觉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归根结底，我的才能不想只卖给外国人，我需要国家的支持，需要政府给我机会，需要建成项目来证明我的设计才能。
不管怎么说，经历了那么多艰辛的日子，我有耐心继续等下去。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它的成熟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目前我给我们事务所定的目标还是要把一半时间用于竞赛，或许赚不到多少钱，但我的理想就是要做艺术类型的建筑，有文化内涵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中国最缺的。哪怕十年之后，我只做成了一个这样的项目也好。我经常对来事务所实习的年轻人说，希望他们比我做得好，要勇于证明自己。参赛也好，其他方式也好，这样不光提高了自己，还提高了设计师整体实力，让老一辈也对年轻人放心。我相信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事在人为，从我做起，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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